嘉祐六年的“高考”

“非常之才”苏轼、苏辙的科考往事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高考延期一个月。

到了7月7日全国高考首考日,安徽歙县的一千多考生却因县城遭遇5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无法抵达考场。经研究并报教育部,歙县考区原定7月7日的语文、数学科目考试延期至9日举行,7月8日综合、外语科目考试正常举行。

歙县高考延期,引发全国热议。

其实,“大考”延期,古已有之。在古代,科举考试延期的原因通常是自然灾害、战争等重大事件。不过在北宋年间,却发生了一件奇事——皇帝竟因一名考生生病而决定延期考试。

这件奇事的主角,就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弟弟苏辙。

文 | 李闲子

嘉祐六年八月,东京汴梁天气正渐渐转凉。京师怀远驿,苏轼、苏辙兄弟寓居于此,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世事难料,时年仅23岁的苏辙突遭急病,竟卧床不起。

眼看考期将至,苏辙的病却不见起色,急坏了全家人。好在,时任宰相韩魏公(韩琦)惜才,亲自上疏建议延考,说 “此兄弟有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

这个理由翻译到今天,差不多是“没有‘二苏’的‘高考’,那是没的灵魂的‘高考’”的意思。但当时的皇帝宋仁宗竟爽快答应下来。此后“魏公数使人问安否,既闻全安,方引试”。结果,原定8月中旬的考试,直接延至了9月。

嘉祐六年的这次考前风波,在当时及以后均传为美谈。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说科考为了学霸苏辙一人延期。但其实,当时破例延期并非全国统一的贡举,而科考的另一种形式——制科

苏轼、苏辙早有才名,是嘉祐六年制科的“顶流”考生。图为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苏轼、苏辙。

四个人的“高考”

宋朝的科举制度中,除了在固定时间、全国统一举行的贡举外,还设有制科。宋自太祖赵匡胤开始就很重视制科。

所谓制科,就是皇帝根据需要下诏举行的考试。相比“全国统考”,制科的申请门槛更高,乾德二年(964年),宋太祖下诏开制科,明确了制考的精英路线——“期得拔俗之才,访以经国之务”。如果说贡举相当于今天全国统一的高考或公务员考试,制科就是由国家最高权力特别开设的高端人才和官员的选拔考试。

制科有多高端呢?据聂崇岐《宋代制科考略》统计,两宋制科御试仅二十二次,入等者不过四十一人。与常科录取约十万人比较,这41人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嘉祐六年这一年,苏轼、苏辙兄弟参加的这场“高考”里,一共只有4个人获得机会参加。所以,因苏辙生病而被延期考试的人,远不是“全国统考”的规模。尽管如此,破格延期仍然是给了苏氏兄弟天大的面子。

这是因为,不比父亲苏洵大器晚成,苏轼、苏辙兄弟年少即有才名,现在虽然才二十几岁,已经展示了京师“顶流”的潜质了。所以韩琦说 “此兄弟有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并非夸张。

后来,苏轼、苏辙也没有辜负韩琦和宋仁宗的厚待,双双得到第三等、第四等得好成绩。宋朝制科录取分一到五等,但如果据此认为第三等是“尚可”的意思,就大错特错了。

宋朝对参加制科者的遴选非常严格,考题也是专门为“拔俗之才”量身定制的,难度和要求都很高。从宋仁宗起,制科需先进策50首,进策需“词理优长”。苏轼、苏辙兄弟当年的制科进卷,今天仍完整地保存在各自的文集中,翻开拜读一篇,就可以深刻体会“词理优长”的含金量。

苏辙在制科考试中的进策(节选),真的没给宋仁宗留面子。

而且,宋朝制科录取虽分五等,但前二等为虚设,所以三等实则第一名,如同进士科状元,乃至高于状元。自宋以来,获得第三等的人苏轼是第二个,而且兄弟俩还差点双双拔了头筹。《宋史·苏辙传》记载,当时考官司马光主张给苏辙评第三等,但因苏辙的进策谏言皇帝尺度过大,另一名考官胡宿认为不能录取。司马光找到宋仁宗,得到了一句“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 司马光会意,于是折中给了苏辙第四等。

宋仁宗是真惜才。仁宗早逝,后来他的皇后曹氏回忆,嘉祐六年宋仁宗结束制科回家特别高兴,拉着皇后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对苏辙的“不逊”并不挂怀。

宋仁宗称苏轼、苏辙为“太平宰相”。图为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宋仁宗和曹皇后。

制科盛衰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制科并非宋朝首创。

早在汉代,就有贤良应诏对策,隋代也曾下诏举人。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东方朔等均是应诏入仕。

由皇帝下诏选拔良才的制度可追溯到汉初。图为电视剧《大汉天子》中的东方朔。

但“制科”真正成为一种科名并进入国家选举体系,则在唐代。也在唐代,制科达到全盛。唐朝制科之盛,一是推荐人数多,一是设立科目多,一是成就名家大家多。

在唐和宋,制科出身都是处于科考鄙视链的绝对顶端的。在唐代,进士及第后还有“关试”,但登制科则立即授官,且官阶普遍比进士高,所以士人皆以登制科为“荣进”。史料记载,“开元以降,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

在文化和经济都高度繁荣的唐朝,为了广罗人才,制科不仅考无定期,设立科名也达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新唐书·选举志》说:“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也就是说,为了招揽“非常之才”,皇帝随时会拍脑袋设立一个新科目。

唐代在常科之外另设制科,以待“非常之才”,既是对常科不足的弥补,也是对科举制度的完善,极有创意且收效甚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王勃、张九龄、元稹、白居易、杜牧等都是制科出身。

到了苏轼、苏辙所在的宋朝,制科其实已经式微。宋朝制科不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难度太高。不同于唐朝制科考试的灵活和创意,宋朝的制科直接对照进士科,其主要目的是招揽经国治世的高端公务员,考试严格艰奥,且专以文词取人。

这样的标准之下,唐代所取“军谋将略,翘关拔山”之流,若穿越到宋朝也只能“不会就是不会”了。好比今天的B站,UP主在某一领域有“非常之才”想出圈,却被要求写个博士论文先,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在宋开宝九年(976年),甚至发生过“诸道举孝弟力田及有才武者凡七百四十人”,但召试却“一无可采”的尴尬局面,进一步打击了大家参加制科的勇气和积极性。这也就是难怪仁宗愿意为苏辙延长考期,并且在对方写论文公开抨击自己的情况下,还能宽容任用,高高兴兴地去找皇后炫耀了。

到了南宋,制科实际已名存实亡。元、明不设制科。到了清代,朝廷曾设博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经济特科等,但并未成为制度。制科这种专属于“非常之才”的“高考”,终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回到嘉祐六年的那个秋天,宋仁宗以宽厚、爱才之心为北宋揽得“非常之才”,成就千古佳话。可惜的是,王朝的衰弱和灭亡,终不是一两个“太平宰相”能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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