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许伟明
碉楼捍卫的民国式优雅
马邦德和夫人坐着马拉的火车赴任县长，一路上吃着火锅、唱着小曲。
火车被几名彪悍土匪生生劫持，土匪头目张牧之进了鹅城充当县长，鹅城的恶霸黄四郎家的碉楼虽然坚固，却没能扛住土匪的进攻。
几年前，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展现了民国时代南中国地区的硝烟与动荡，其中很多镜头来自广东省开平塘口镇自力村等处的碉楼。
铭石楼有六层高，从第一到第四层都是戒备森严的塔楼，第五层开始绽放出从容，前部分布着罗马式廊柱，第六层为天台，中间是一个由五根罗马柱托起的中式亭阁。
这些碉楼曾经的拥有者，他们对不安全感的巨大焦虑和对显赫财富的张扬，表现得同样的淋漓尽致；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坚守，和对西式元素的实用态度，也是一样的鲜明。
碉楼就像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中和洋、古与今、传统和现代、生活和战斗，都被融为一体了。
在铭石楼内，一名穿着旗袍的女游客正侧坐在老式沙发上，扭身对着手机镜头，或许她正在回味阮玲玉、周璇的民国式优雅。而我也很好奇，当年在这碉楼里生活的女子们，又有怎样的民国范儿。
铭石楼的主人是名叫方润文的美国华侨，楼内至今挂着他和三位太太的大照片。
他戴着眼镜，穿西装，打上领带，那是已经远去的儒雅风流了。
绝大多数的资料只是这么粗略地记载，他的祖父和父母早早地到美国谋生，后来他也跟随父辈出洋到美国芝加哥，先在餐馆、洗衣馆打过工，后来靠经营杂货铺发家致富，在1925年回乡建起了这座碉楼。
而他的三位太太的照片，也透露着一种今天罕有的优雅从容。
可惜的是，关于碉楼的记录很多，而碉楼内的生活记录却非常有限。
我更好奇了，当外界风雨飘摇、土匪横行时，在这个碉楼内生活的女人们又该如何保持从容呢。
在铭石楼内，意大利的地板砖，东洋风格的天花，来自西洋的电话、打字机、黑胶唱片机，葡萄酒箱上还有英文的芝加哥，旅行用的皮箱子，乡间常见的藤编篮子，那时侯还很罕见的彩色玻璃，墙壁上的壁炉，老式的衣柜，新式的沙发，木头雕刻中出现的梅兰竹菊，中文的买地契约，西文的黑白报纸等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穿越时空的生活场景，然后又被牢牢地锁在了一个看似坚硬的外壳之内。
抛在故乡的船锚
在方润文前去美国芝加哥打拼时，他的江门老乡们已在美国奋斗了大半世纪了。
1854年，开平红巾军起义失败，一部分参与者逃往港澳，漂到南洋、北美等地做劳工。
令人吃惊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在旧金山的淘金热潮中，就已有了江门人的身影。而19世纪下半叶北美修铁路的大量华工，有很大比例来自开平。
早在16世纪中叶就有开平人乘着木帆船出海到南洋谋生，这个走出去的传统也一直流传了下来。
清末之后，战乱频仍，土匪猖獗，很多人在当地难以生存。加上当地经济相较广府落后不少，当地人于是更大规模地到海外谋生。
就这样，开平的农村，一个被法国布罗代尔所说的“世界时间”远远甩在后面的地方，和世界的前沿接上了轨道，并且还是以被当成“猪仔”远洋贩卖的残酷方式开始的。
彼时美国正上演着大国崛起的历史剧，繁荣与发展主导着美国，而开平的华人华侨们似乎也了学会了美式的实用主义与乐观主义。
他们也似乎更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给远在中国的家人寻求安全的保障，他们中有很多人还通过资助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间接地参与了彼时中国社会的变革。
那些最终能够在故乡开平建起碉楼的华人华侨，大多属于幸运者。
他们的祖辈没有在前去北美的船中死去，并在异国他乡的谋生中艰难地站稳了脚跟，通过小本生意一点一点地累积财富，并将这些财富带回故乡，变成了一栋栋建在开平、恩平、台山乡间的碉楼。
因而这些坚固的、堡垒式的碉楼，并不是住宅那么简单，更是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奋斗者在故乡抛下的一个船锚，深深地扎进了开平大地的深处。
他们或许试图依靠建筑的坚固和耐用，获得当下和未来的安稳。
到如今，开平已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
旅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同胞总计约有75万人，分布于68个国家和地区，并以旅居北美的为最多。全市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为侨眷及港、澳、台同胞亲属。
有趣的是，广东很多地方都是侨乡，地处粤东的梅州、潮汕都是有名的侨乡，那些地方的华侨奋斗故事几乎也是一个个翻版的方润文，但碉楼和其它侨乡的房子完全不同。
梅州、潮汕的华侨建筑也讲究中西合璧，但还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有的格局与特征，而开平碉楼则是一种中西结合后的全新建筑形态。
它凸显了房主的个性，它们放弃了老式房子的低矮和被动挨打，用高大和主动出击来宣扬战斗的精神。
在开平的乡村，人们看到的是大量重复而又各不相同的碉楼或碉楼群。
它们有的独立护卫着村落，有的像自力村、马降龙村那样三五成群，有的像立园那样融入到一个奢华的园林当中，或者像赤坎古镇那样成为小镇骑楼街巷中的最高建筑。
这种重复中的变化，就像梁思成曾写到的：“翻开一部世界史，凡事较优秀的个体建筑或者组群，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广场，往往都以建筑物形象重复与变化的统一而取胜。说是千篇一律，却又千变万化。”
正值七月下旬，开平乡间的水稻已经收割完成，田间只留下点点的稻茬，却仍然散发着一股刚收割的稻香味。农耕的节奏在某种程度上还在主导着开平乡村的四季。
而在稻田中的碉楼，像一种陌生神奇的存在，这种充满内在反差的乡村图景，想必在整个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随时准备战斗
电影终归只是故事，《让子弹飞》既有大量的虚构，也道出了很多的事实。事实上，开平历史上的真实故事，其精彩程度不逊于电影。
在明朝之后，开平因位于新会、台山、恩平、新兴四县之间，为“四不管”之地，土匪猖獗，社会治安混乱。
明末崇祯十七年，社会动荡，盗匪常常袭扰百姓，为保护村民的安全，一个叫井头里村的地方兴建了一座瑞云楼。
这座楼非常坚固，砖木结构，高3层，有防洪和防盗两项功能，一有洪水暴发或贼寇侵扰，本村和邻村村民就到瑞云楼躲避。
瑞云楼今天已无处可寻，它却是早期碉楼的雏形，但它并没有很快带来一番跟风潮，时间切换到清代后，顺治在开平设县，取名“开平”，便是希望从此开始太平。
建县之后，管制加强了，劫匪逐渐收敛，果然迎来了太平，因而清朝期间建的碉楼并不多。
真正大规模建起碉楼的阶段是民国阶段。
自清末民初起，开平重归动荡，匪患再次兴起。由于开平一带华侨众多，侨眷、归侨生活较优裕，更是引来土匪集结。他们四处劫掠，制造惨案无数。
在1912年，开平就有了真正用于抗击匪徒的碉楼。赤坎镇腾蛟村姓司徒的人们在当年为防盗贼建了“南楼”。
这座有7层、高19米，每层设有机枪和探照灯，但占地面积却只有39平方米，更像是一座瘦高的堡垒。
同年，塘口镇以敬村建了一座“中山楼”，是为纪念孙中山而取的名字。
碉楼坚固，加设机枪之后，变得可攻可守了。
而且在平原地区，站在五六层高的碉楼上就可以望得很远，因而碉楼还具有了瞭望敌情的价值。
但一开始效仿南楼、中山楼的做法并不多，碉楼在开平的大规模兴建，和一次特别的胜利有关系。
那是1922年12月，开平中学的校长和师生共17人被一众土匪劫走。土匪途经赤坎地区时，在英村碉楼“宏裔楼”探照灯掩射配合下，周边乡团及时截击，救回被劫师生。
《开平县志》这么记载：“乡团堵截擒谭钦及匪徒十一人，置于法，人心大快。”
经此一战，碉楼在防匪击匪上的功能被充分验证，经过海外报纸报道后，海外华侨也深受鼓舞，认为终于有了一条守卫侨眷的靠谱办法。
因此，他们纷纷在海外节衣缩食，再请人设计好图纸，并带回家乡建造。
另一个促进碉楼兴起的因素是水患。
开平地处潭江流域，两岸多属平原，地势较低，是许多条支流的汇合地带，集雨面太大了，再加上河道弯曲、河床淤浅，每遇暴雨，很容易遭受洪涝灾害。
原本土木结构的房子很容易在水灾中被浸垮，后来兴起的石碉楼、混凝土碉楼等，则能够保证在水患中屹立不倒。
1884年，潭江大涝，附近各地多屋被淹，但开平赤坎三门里村民因及时登上碉楼而全部活下来。
如此一来，开平碉楼的建设既有了来自社会和自然的紧迫性，又有了海外的资金支持，一时间，多少碉楼就在开平的乡村大地上生长起来。
开平碉楼最多时达 3000 多座，据统计，2007 年开平有 1833 座碉楼。当年，开平碉楼与古村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项目。
这些碉楼往往成群出现，组成防守的矩阵，一副随时准备迎战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