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许伟明
虽然通天塔的建设因上帝不满而夭折，但人类一旦聚成群体，对于建造高楼的热情没有半分减损。高大的建筑，是巨大的丰碑，或者象征财富，或者彪炳权势和功绩。即便是在一个小村子里，也总有类似的热情。
在黔东南地区的侗族聚集区，几乎每一个侗族聚集地，无论是乡镇还是村寨，都有自己的鼓楼。他们技艺高超，不费一钉一铆，以杉木做为柱枋，榫卯衔接，筑高耸大厦。除建筑技艺本身，鼓楼建筑的习俗，以及鼓楼对侗族的超出于建筑层面的意义，共同组成了丰富的侗族鼓楼文化。
今天的侗族聚居地，多数已历经了社会和人情的巨大变迁。不过一直没有变的是，鼓楼在侗族人心中的地位，和侗族工匠对营造技艺的坚守与追求。
一
那天下午，杨应琪的家人就到稻田里抓鱼了。糯稻开着细小的白花，落下来的就浮在田里的水面上。偶尔能听到鱼在打滚的声音，一两丛稻子猛然间被搅得颤动。稻田里养着数量可观的稻花鱼。
晚上，高进村全都暗了下来，杨应琪小儿子家里依然亮堂，因为来了不少客人。那些稻花鱼已被炭火烤熟，接着又放到锅里与大量本地香料一起煮。
煮鱼的锅放在圆形小矮桌中间，周围摆满菜。桌子太小，喝酒和吃饭的碗若想搁下，得放到地上。
坐的凳子很小，高不足20厘米。客人们像蹲又像坐，围着小桌，吃鱼肉、喝啤酒，一次干一碗。你来我往的，肚子发胀了，也摩挲着肚皮接着喝。
原来是老战友的聚会。当过兵的人酒风真是豪迈，啤酒之后，有些人开始喝起自酿米酒，一次来二两。
几个小时前，我采访了杨应琪，结束时，他说晚上到他家吃饭。本以为只是随便一说，我就到了附近侗寨走访。到晚上七八点，他还在电话催促。
我到来时，就加入了这场战友聚会。聚会虽开始有一会儿了，但看那喝酒的样子，分明是短时间内不罢休的架势。
几人轮着对新入席者劝酒。有边说边唱的，一两曲调串起所有的词，像侗戏。我也喝了起来，回头看杨应琪，他正坐在另一张桌子边，满意地看着我们这桌所发生的一切。
他是一个七旬老人，身上有着手艺人的自信和谦和。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在建造侗族建筑。现今，对他来说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大半生的辛劳，换来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富足。并且，高超的手艺也有儿子、徒弟们继承。
早在那天中午，我和杨应琪坐着车，从黎平县城出发，一起前往他的老家茅贡乡高进村。车辆穿过一个多小时的起伏山路，侗族村寨就陆续出现了。山脚稻田间，黑瓦木质的建筑群，簇拥着塔式木建筑的鼓楼。
杨应琪逐个介绍途经的村寨。我们在一个下坡处停下休息，眼下是大片稻田和几个侗寨，他点燃了一根烟。空气携带的稻香，偶尔混合他的烟味。他以老木匠的得意对我说，一路上的鼓楼多是他或徒弟修建的。
黎平是贵州黔东南州的下辖县，地处湘黔苗侗聚居区腹地，聚居着全国最多的侗族人，也积存着最完整独特的侗族木建。营造技艺靠着老杨这样的匠人，代代相传。
二
高进村在一个小盆地边缘，沿着山脚平缓的坡度修建。民居的黑瓦和年久的深色木板墙，显露着农耕文明仅剩不多的安详清静。鼓楼立于中央，安详清静里又多份庄严。
这是一个典型的侗族寨子，依山傍水，风水绝好。一条小河由西向东流过，上面跨一座风雨桥，既有交通功能，又是村子的正面大门。
在一口水塘边，矗立着高耸的鼓楼。它是这里最高、最重要的建筑。作为侗族建筑中最具象征性的符号，鼓楼几乎是每个侗寨所必不可少的。
侗族民居建筑多为吊脚楼，底层架空，上层住人。鼓楼也是一种吊脚楼式建筑，它的底层高高架起，形成为一个亮堂的活动空间。
杨应琪说，鼓楼就是每一个寨子的天安门。鼓楼的空间供村寨人们议事、聊天，是村寨的政治、文化中心。鼓楼中央是一个火塘，夏天可以围着喝茶，冬天也能围着烤火取暖。鼓楼里藏有大鼓，遇事敲鼓召集村民，所以叫鼓楼。
鼓楼也是一个侗族寨子或族群的象征。一个侗族寨子若无鼓楼，等于宣告自己的弱小。在一些大的侗族聚居点，会出现两个及更多的鼓楼，不同族群的相互竞争通过鼓楼展示出来了。
汉族地区里，常能见到大家族的祠堂。祠堂越豪华气派，越彰显财与势。侗族村寨罕有祠堂，鼓楼类似于祠堂。不少鼓楼的正对入口的一面，供奉有祖先灵牌。
杨应琪说，建鼓楼有一句行话叫“鼓楼不见柱”：从外面看鼓楼，是不能看见里面的柱子。正是因为这种讲究，鼓楼的层层屋檐相隔很密，遮挡住了向内窥视的视线。
鼓楼的屋檐檐角总要挑出并翘起，沉重的建筑变得轻盈许多。和汉地木塔常用的用斗栱支撑飞檐的做法不同，鼓楼屋檐没有用斗栱。用到斗栱的是刹顶，密密麻麻的斗栱，仅将刹顶的屋檐挑起，还有很好的装饰效果。
初中毕业后，他开始随舅舅学木工，前后10年。1963年，他独立单干。当时木工 “只能糊口”。很快，“文革”开始，侗族鼓楼被当作“四旧”遭毁。高进鼓楼也以破除封建迷信的名义被拆毁了。
鼓楼建造在新时期逐渐恢复，政府投资修建新鼓楼，村民们也集资修复被拆掉的老鼓楼。高进鼓楼在1995年重修，杨应琪作为本村人参与设计修建。同时也参与了其他许多村寨鼓楼的修复。
鼓楼对侗族村寨如此重要，修建鼓楼是全村大事。而负责修建鼓楼的匠人也会受到非常尊重。
那时候，木匠的收入依然有限。但进村的匠人，被视同贵客，村寨各户轮流款待。杨应琪回忆，“那时吃的好啊，每一家都杀猪宰羊，我们吃都吃腻了。”
三
黎平的岩洞镇的述洞侗寨，有一座建于明末的鼓楼。那是一座“独柱鼓楼”，以一根粗壮的楼心柱直接贯顶。多层梁枋穿过其中，和外围八根边柱相连，在加以短柱和其它梁枋，构建一个层层而上的柱枋体系。
述洞鼓楼为“鼓楼之宗”，侥幸躲过“破四旧”。它仅15米高，相对较矮。而且由于独木立在中间，原来位于中间的火塘只能挪到一角。
独柱鼓楼很罕见，更常见的是四根楼心柱的结构。像高进鼓楼，平面为“回”字形，四根粗壮的楼心柱在“回”里面的“口”的四个角，外围的“口”则均匀地分布边柱。四根柱子相比单柱，不仅在承重和维持平衡上具有明显优势，而且楼心柱的中央安置火塘，与门口、灵堂同处中轴线，庄严许多。
高进鼓楼原为四角屋檐。重修时，村民认为八角更好看。杨应琪把新鼓楼的最下两层屋檐保留为四角，以上的都做成八角。
“四角和八角之间，要是你通了，一通就百通了。有些师傅，文化水平比较低，那就难一些。但我是初中毕业，三角函数是没问题的。”杨应琪说。如果在侗族地区看到四角和六角、八角结合的鼓楼，基本可以断定，它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重修的。
截至目前，大大小小的鼓楼，杨应琪已修建了七八十座。所有的鼓楼都不同，都需要重新的设计和计算。工匠根据不同的地形、不同村落的偏爱去设计不同高度、层数、檐角的鼓楼。这要求每一个工匠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艺，去不断修建全新的鼓楼。
黎平县有鼓楼350余座，超过全国总量的一半。数量如此之多，却没有两座外观一样的鼓楼。因为鼓楼的出资者和建造工匠，都想造出独一无二的鼓楼。
由于现在大棵杉木很少见了，一些地方以钢筋混凝土作鼓楼立柱。杨应琪认为，鼓楼是木建的技艺，和钢筋混凝土完全不同。没有钢筋混凝土，依靠高超技艺，一样能造出让人惊叹的木建筑。2005年，从江鼓楼建成，这是杨应琪至今最得意之作。这座鼓楼有29层，高46.8米，至今依然全国最高的全木侗族鼓楼。没有足够高的楼心柱，他用拼接来实现，并以加固的结构保证建筑的稳固。
杨应琪共有3个徒弟，徒弟又带着20多个徒弟。他们的建筑足迹不仅出现在黔东南，还有北京、上海、深圳、沈阳等城市。
四
鼓楼大致为三部分，底层的活动空间，中间的多层屋檐部分，以及顶部的刹顶。屋檐往上有从大到小的明显收分，看起来极似密檐形佛塔。由于高度、刹顶的大小、屋檐层数等的区别，鼓楼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外形。杨应琪说，鼓楼常见形状有钟形、杉树形、收腰形。
在安全美观的前提下，鼓楼当然是越高越好，层数也越多越好。但侗族鼓楼屋檐的层数是有讲究的，一旦超过3层，就必须是单数层的。
杨应琪说，单数是一种不满足的状态，而双数会给人成双成对、圆满的感觉。侗族人总是觉得鼓楼不够高，层数还可以更多，是“再怎么多层也觉得不够”。因而鼓楼的屋檐层数都是单数的。
在现实的建筑实践中，村寨里却很少见那种显得过于高大的鼓楼。长期研究南部侗族文化的民间学者张庆巍说，侗族里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小村寨如果修建太过高大的鼓楼，不仅不会给本村寨纳福，反倒会招灾。
侗族传统建筑中，无论是鼓楼、风雨桥还是民居，建筑材料是当地盛产的杉木。当地的“油杉”，可以长久不腐，也能防虫。
而进山砍材，也有一系列讲究。杨应琪说，进山砍树的人是要经过仔细的挑选，砍树者须是同代人都健在，且长辈中无非正常死亡的。这种禁忌源自于担忧，担忧砍树的人会遭遇不幸，并传给建筑本身。“建造鼓楼，对一个村寨而言是百年大家、千年大计，所以不允许有任何细节上的风险。”
修建鼓楼过程中，砍树、动工、竖架上梁三个过程都要举行仪式，这些仪式一般是忌讳女性尤其是孕妇参与的。而张庆巍说，这种忌讳其实是有文化上的根源的。因为鼓楼是比较高大的建筑，施工现场较危险，如果真的发生了倒塌，妇女和儿童的自救能力是最较差的。此外，妇女和儿童在施工现场，会阻碍施工的开展，而且他们的指手划脚也会影响施工者的心理。
张庆巍说，有个传说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曾指着一块木头说，这块木头以后会倒，结果应验了。而在一些侗族地区，女人在怀孕期间被认为具有某种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却又总瞒着不说。于是逐渐地就有了鼓楼建筑对儿童、妇女的忌讳。但这些忌讳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地区各自的不同，施工者们往往也有着相应的“化解”方法。
这诸多的讲究和忌讳，和建筑技艺一样，都是侗族鼓楼文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