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余婷婷
56岁前，高凤莲只是陕北黄土高原上，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五十五岁之后，她因剪纸得到中央美院的靳之林老师赏识，受邀参加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以一幅6张大红纸拼剪的《牌楼》惊艳会场。
延川剪纸入选国家级非遗后，她被评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向高凤莲授予了“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高凤莲没有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17岁出嫁后，一直没有离开过白家塬，在那个村庄里，度过了一个平凡女人不平凡的一生。
以她为代表的延川剪纸粗犷自然，鲜活生动，被人称赞“有原始图腾的文化内涵在里面，有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感觉。”
在另一个层面，作为古文明的摇篮，黄河边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先民完成了从蒙昧的鸿蒙，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延川剪纸中常见的蛇、鱼、蛙等原始图腾，则成为扑朔迷离的古老时代的一个遗影。这些文化符号，在高凤莲这样的陕北女人手中，有意无意地传承着。日月更迭中又有着怎样的流失与嬗变，留给今人的，是无数神秘的想象。
一
黄土高原的冬天是清闲的，生一炉炭火，坐在温暖的炕上，等待一个松软的春天。
高凤莲的炕头常年放着一个竹篮，里面有一把剪子，几张红纸。剪个花样或者支起竹绷绣花，一针一线，一刀一剪，把日影磨得西移。这个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女人，是延川县远近闻明的能人，而今腿脚已不利索了，从一个窑洞到另外一个窑洞，竟也变成了一件艰难的事——需要支着拐杖一步步地挪动。
黄河流入陕北，遭遇吕梁山的阻隔，在黄土高原上冲刷出一道道幽深曲折的沟壑，成为陕西和山西天然的分界线。高凤莲的家在延川文安驿镇的白家塬村，黄土陇中再平凡不过的一个村庄。车子在沟沟峁峁里走了很久，目之所及，景色一成不变：枯草覆盖的逶迤山岭，沟壑连着沟壑。我疑心是不是要把这起伏的山峦走完才算到了。车子停在白家塬村的山岗上时，绵延的黄土陇依然看不到尽头。
白家塬村只有20余户人家，一条狭窄蜿蜒的山路，连接着文安驿镇和外面的世界，坡道陡峭，往来的车辆极少，即便是今天，农用三轮车仍是最合适的交通工具。而在3年前，路还未通，雨天进村多半是要靠双脚走的。村里家家户户仍住窑洞，门口晒着火红的辣椒和金黄的玉米棒子，丰收的味道扑面而来。窑洞内，一溜的大土炕，十分温暖。
一孔土窑，正对着山岗，一溜土炕、一个水缸、两只碗，这是十七岁的高凤莲出嫁时，丈夫家里所有的财产。吃饭的筷子还是婆婆用树枝削的，坑上铺的毡是借别人家的。在那孔土窑洞里，他们住了近三十年，生养了六个儿女。她和丈夫一起种地、贩粮、倒牲口、织布、纺线、做鞋、卖衣服，最艰难的时候，还讨过饭。家里的光景好起来后，夫妻俩亲自担土、垒砖，在原地翻修了新窑。
时值冬天，她家对面的山峦光秃秃的，草很少，树更少，山谷之间还残存着未消融的雪。西北风吹得孤零零的几根干草枯枝在山间摇摆，衬得这冬天越发的萧索。苹果摘完了，落了叶子的清瘦枝干，伸向湛蓝的天空，仿佛仰面朝天的老人，贪婪地享受久违的，安静的阳光。
“电视剧《人生》在那山岗上取过景。”尽管大字都不识一个，高凤莲和许多延川人一样，称作家路遥为“我们的路遥”。路遥长大的那口破窑洞，就在白家塬的山脚下，和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相去不远。对于高凤莲而言，也许更为熟悉的路遥，是那个跟她一起在地里抡锄头“受苦”的后生。在陕北，农民们下地干活是“受苦”，受苦是农民的宿命。
延川的女人，生下来就会拿剪子，女人的日月，都是剪出来的。她们的悲喜，是不能唱的，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哼，剪进花样里。
中国地域辽阔，民间剪纸特色分明。在南方，剪纸艺人多数是男人，一般是用刻刀镂刻，精致细腻、典雅工整。延川的剪纸高手大多数是女人，和男人的信天游一样，随心所欲，粗犷自然，剪纸是为了传情。
一把外婆用过的老剪子，传给母亲，再传到她手上，机缘巧合改变了高凤莲的命运。延川剪纸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高凤莲被评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向高凤莲授予了“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二
56岁之前，高凤莲只是生活在黄土地上，一位平凡又坚韧的女人。
父亲曾是当地的儒生，坚持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只需勤俭持家，高凤莲至今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高家的女人天生的“巧手手”，她的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巧婆姨”，当地人家凡有婚丧嫁娶，总请她去剪花，闲暇时替人缝缝补补，补贴家用。当母亲在灯下，哼着小曲，挥舞着剪子的时候，高凤莲就伏在她的膝盖上看，久了睡意袭来，便枕着窸窸窣窣的剪纸声安然入眠。
母亲从未正式教过她，但似乎她会拿剪子就会剪纸。红纸难买到，5岁的凤莲就在对联纸、叶子上剪，南瓜叶、桑叶、黄瓜叶子，都是练习“纸”。
母亲怜惜白家塬村的侄子家贫，便将凤莲许给他。丈夫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只会在“土圪塔林中拣芝麻”来养妻育子。高凤莲和丈夫一起，没日没夜地在黄土地里耕耘着光景。天晴时在地里劳动，下雨便打理瓜果，晚上还借着豆灯，剪鞋样、剪喜花……
她经常对女儿说：“夫妻本是同林鸟，男人是一棵树，就是女人的靠山，女人是小鸟，若无大树枯干，你这小鸟何起何落？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贬低自己的男人。”
高家的“巧女人”，嫁到白家塬，成了“巧婆姨”。村里有红白喜事，都要找她。女儿幼年时，裤子膝盖处破了，她便找来两块布，绣上小老虎，再补上，可爱又有趣。土窑洞的窗户上，糊的还是薄薄一层纸，但不甘寂寞的，贴着她信手剪的窗花……
1988年是她人生的转折点，高凤莲终于遇到伯乐——延川县文化馆的冯山云。
早在1978年，中央美院教授靳之林在陕北进行民间剪纸的挖掘普查工作，结识了冯山云。当时发现的剪得最好的六位农村老大娘，在1986年靳之林从延安回京时，还被请到了中央美院的课堂上为学生讲民间美术。不过，这六位老大娘中并没有高凤莲。
1988年左右，冯山云在延川县文化馆举办民间艺术培训班，五十多岁的高凤莲被推举参加。冯山云曾是一位普通的农村教师，并担任过《山花》的编辑。这张文学小报，正是路遥文学梦的起点。
“在班上，高凤莲的作品并不出色，可以说极平常，可是她对这黄土高原的民俗民情的了解，不是其他作者能比的。而且传统的观念在她的剪纸里都以生气十足的形式出现：比如”扣碗”，在她的剪刀下不是四平八稳两个碗上下紧扣，而是从碗里冲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来。” 冯山云说。
1992年，冯山云带着高凤莲到西安参加省里的剪纸大赛，这是高凤莲第一次离开延安。两人都穿着带补丁的布鞋，鞋帮上还沾着黄土。走电视台门口的红地毯时，两人还开玩笑，要把陕北黄土地的印记留在这里。比赛开始，他们才发现是命题作文——“剪出某银行的行标”，高凤莲连银行是什么都不知道，遑论行标，无奈只得随手剪了两只鸡，比赛结果垫底。
回延川后，冯山云不服气，将高凤莲的剪纸寄给靳之林，“让他评评理。”靳老师一看便觉惊艳——这些看似粗糙的剪纸，如此生动、跳脱，“有原始图腾的文化内涵在里面，有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感觉。”
又三年，高凤莲应邀参加世界妇女大会。距离民间艺术展只有数天，中国尚无一幅气势恢宏的作品。组委会想到了高凤莲。靳之林问她，三天之内能否剪出一幅能撑场面的剪纸来。她想了想，说“可以试试”。
这个根本没有见过天安门的农村女人，仅凭幼年自家牌坊的残存记忆，用六张红纸，拼剪成一幅磅礴的《牌楼》，飞檐翘角，屋宇轩昂。在当日的展会上，《牌楼》惊艳了世界各地的与会者，高凤莲的名字，从此被人记住了。
三
剪纸在延川叫“铰花”，”花”就是”美”，剪花就是剪出美来嘛。”高凤莲放下手中的竹绷，笑着说：“我们这有个笑话，一个女人生孩子，叫丈夫去喊丈母娘。丈母娘问小孩是男是女？他说：”大花生得个小花，叫你这老花去伺候我那大花。”在咱这儿，女人自己就是”花”。 ”
“剪得像”对于高凤莲，也许并不重要，“延川人讲：俊人的脸就像梅花朵朵，眨巴起来毛扑闪闪的像一对蝴蝶，黑溜溜的眼珠活像一对隔墙的毛毛狗。所以剪个人，就要把最美的东西按在人脸上，这人的眼睛，就要剪成个蝴蝶、牡丹花。”
她的剪纸打上了她性格的烙印，好就好在那股“粗犷”劲儿。她剪出来的都很“活泛”，从来不“安分守己”，动物多撕胳膊裂腿，威风凛凛。“剪纸又不是肉，肉你摆动变化太大了，疼呢。剪纸任你摆来摆去，越大越好，才显得会动呢。孩子一生出来就哭得哇哇的，就是牲灵一出世，也是朝四面八方乱动才站起来哩。”她剪的马，四条腿像个风火轮一样向四方旋转，她说“这是天马”。
正因为这份“随心所欲”，在延川，一千个女人，就能剪出一千种风格的剪纸。但共通的，就是对有趣、活泛的追求。人的耳朵旁、头顶上，要剪上喜鹊，老虎的肚子上剪出小老虎，挖山丹丹花的老头站在花朵里……。
刘洁琼是高凤莲的三女儿，也会剪纸。“我妈剪《鱼戏莲》，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啊？她说：就是那个意思。我问：就是哪个意思啊？她说：就是那个意思嘛！”刘洁琼为人妻母后，才慢慢悟出了其中的“意思”：“女人是花，男人如鱼戏莲，鱼咬莲后才能形成一个家。”
慢慢的，刘洁琼越来越像母亲。母亲跟她讲过的传说，哼过的山歌，都成了剪纸丰富的灵感来源，“三哥哥拉着四妹妹的手，手提上羊肉，怀里揣上糕，拼上性命往哥哥家里跑……”说的男女情爱，自然又坦荡。
刘洁琼早期有幅剪纸作品《赶牲灵》，讲的是男人离家揽工，空守窑洞的婆姨到了晚上，坐在纺车前暗自伤悲，忽然听见铃儿响、狗儿咬，慌慌忙忙提上灯笼跑到外面，踮起小脚尖，心急火燎地张望——“你若是我的哥哥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走你的路”。
婚后，丈夫奔波于生计很少回家，她就和这些纸花对话，边摆弄边唱：“一对枕头两条毡，长下一个枕头短下一个人。你孤身一人出门在外做买卖活受罪，我灰不塌塌的坐在麻油灯下两眼泪汪汪的铰花花，眼泪珠珠滴在我的红绣鞋上，好似孤雁落沙滩……”母女两代人的情感，借着剪纸在某个时空里相遇了。
四
延川的剪纸，除了男女情爱、花鸟鱼虫之外，还保存着大量传统纹样，包括蛇盘兔、抓髻娃娃、招魂娃娃、扫天媳妇，以及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知道的“鱼娃娃”、“蛇娃娃”、“龟娃娃”等，从中不难捕捉到远古图腾和宗教祭祀的影子。
高凤莲在村里声望很高，凡有新媳妇娶回来，总是要请她去“上头”。上头是婚礼中的一道礼俗，也称为“结发”，新婚燕尔并肩坐于床头，由多子多福的老人将两人的头发编在一起，“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离。”据说，这是由母系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至今仍在延川留存，他们认为“没上头婚就没结成”。
据高凤莲介绍，在婚俗中，经常要剪的喜花是“抓髻娃娃”。它象征子孙繁衍生命绵延，是陕北民间最流行的保护神，灶上也贴、窗户上也贴，有时候还挂在树上。贴在结婚的帐房里的抓髻娃娃又被称作帐房花。在靳之林教授看来，它是存在于封建小农社会里典型的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的结合，表达着来自人类遥远本能的那种生命生生不息的欲望。
在汉唐时期，剪纸曾被用于祭祀，杜甫曾有诗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如今，这一古老的仪式在延川依然存在。刘洁琼一边与我聊天，一边飞舞着手中的剪子，红纸屑在阳光里扑簌飞舞。话说完了，一排拉手娃娃也剪了出来——这是用于做法治病的。在以前，如果孩子受了惊，母亲都会剪两个“招魂娃娃”，一个回头、一个向前，再喊着孩子的名字，就能把孩子的“魂”招回来。
据靳之林考据，延川剪纸中大量存蛇、鱼、蛙等形象，与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半坡鱼蛙纹彩陶盆图腾标识相互印证，是6000年前黄河流域母系氏族社会早期渔猎经济的反映，以及原始图腾的遗存。因此，他认为：“原生态的民间剪纸是一种保存大量古代文化符号和信息的活的文物，而黄土高原在汉唐时期是中华文化的中心，所以从剪纸中可以发现一条文明从蒙昧状态到兴盛初期的明显变化线索来。”
这些文化符号的传承，完全是无意识的，没有文字记载，只是凭着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口口相传，借着寻常的剪子传递至今，使得许多的猜想更为扑朔迷离。它们和黄河边不断出土的文物一样，留给今人关于“人之初”的神秘想象。
在许多地方，剪纸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产业，但是在延川，如冯山云所言，剪纸维持着它本来的面目，仍只在一个个平凡的女人的炕头传承。他认为，民间艺术走到顶层了，应走回头路，回到它来的生活中。“只要不去人为的破坏人的生存环境，延川剪纸就会自然而然的活着传下去。”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人相继走出黄土地，拥抱外面的花花世界；迫于生计，越来越多的女人，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剪子；而随着高凤莲这样的老人，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老甚至死亡，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传说、山歌、古老的“鱼娃娃”、“蛙娃娃”或也将不复存在了。
延川剪纸不应像风中的黄尘那样随风而逝。
